第127章 报争

在蒲素看来，换言之，如今的上海越来越难以区分什么是犯罪，什么是阴谋了，因为这二者都将残存的上海市民社会搅得体无完肤。

正因为上海是个夜生活丰富的城市，酒店便成了恐怖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主要目标，对于亲南京分子来更是如此，他们将敲诈与恐怖活动结合在一起了。

1940年的春节，8家歌舞厅遭到炸弹袭击，其中5家是在1月25日夜间的一个时内同时遭到袭击的。它们是：仙乐斯、米高梅舞厅、神仙世界、绿宝、百乐门、兰贝斯酒吧、兰贝斯屋，以及马霍路附近爱多亚路上的一家酒店。

大部分炸弹都是“扰乱型”的，用磷或汽油制作，但是炸弹在仙乐斯爆炸时飞溅起的玻璃碎片击中了公共租界一个华籍警官的儿子，导致其死亡。

如往常一样，警方侦查并追捕亲南京的分子，而恐怖分子则轻而易举地逃入歹土的安全住宅内，或者逃回极司非尔路76号，正规警察不能进人这个受到日本人庇护的地方。

如今，极司非尔路76号换了新主人。由于汪伪政权内，周呼海与李事群的长期不和，后者在1940年1月放弃了特工总部首脑的职位，将其让给了吴世宝。在汪未经的秘密特工机构中，李事群仍是实权人物，出任南京的警政部长。而丁末邨则被任命为社会部长。但是这两人不再直接经营76号了。

而正规的“上海特别市警察署”则重组为“上海市警察署”，更直接地置于新市长的控制之下。当陈私博打击不正当行业时，被人称为“敲诈王”的“76号”首脑吴世宝，在某些方面比李事群更加难以控制。

1940年3月初，陈市长下令查封歹土的所有赌场。但是，至少有4家大娱乐厅继续在开门营业。这4家赌场的老板“认识”吴世宝与日本宪兵队，因为他们每要向“东亚慈善会”（位于愚园路1032弄25号）交纳元保护费，而这个协会的首脑则是资深的日本警官。

吴世宝倒过来告诉中国警察局长卢英上校，市政府方面想査封赌场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不愉快的结局。他要求卢英上校向陈市长解释：赌场的老板们在华人总会藏有武器，假若市府想要査封的话，他们就打算进行武装抵抗。而其后台则是日本宪兵队。

陈私博仍然要他们关闭赌场。但是娱乐厅的老板们则将其交纳的保护费增加到每元，以保证日本人与伪政权的武装人员，在他们与中国市政府发生冲突时给予武力支持。

与此同时，其他的不正当行业在被占领的上诲也十分兴隆。卖淫业继续发展，以至汪伪政府最终对卖淫也取消了禁令，遂使上海到处是没有执照的野鸡。毒品交易同样兴旺，全国和上海都出现相似的情况。

日本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开始推邪麻醉品”政策，该政策若得到完全贯彻，每年可创收3亿元。怀揣手枪的华籍贩为日本的麻醉品商人工作，一纸包海洛因只卖5分钱。

两年以后，据上海的歹土有42家鸦片馆得到日本人及市政府当局的允诺，而得以合法经营。条件是必须要交纳一定的保护费。

至1939年5月或6月，歹土的赌惩鸦片馆成了伪南京政府的主要收人来源。来自不正当行业的收人每月约达374万元，其中有75万元是以“特别税”名义而进人南京国库的。较数量交给地方行政官员。

例如，据有两个官员每月从一个外籍人开设的娱乐场中收取5万元。海格路上的六国俱乐部每交纳1万元以上，联侨总会交3000元，华人总会交3000元，伊文泰也交3000元。记者们估计，这些贡款达到赌场总收饶百分之五十。

然而，正在此时，东京的日本本国政府却关注起南京政权在上海控制区的犯罪、毒品和其他不正当行业的情况来。东京《朝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争辩加强南京政权的最有效办法，乃是去除中国长期存在的弊病，包括赌博和鸦片烟，它敦促日本当局强迫汪未经实施这些改革。

在此之后，日本的政客们便开始谈论“强化”南京的办法。结果，本多熊太郎大使回到东京后，公开敦促支持伪政府。这次风波的结果，增大了日本对于汪未经的压力，使之在6月访问东京期间，扫荡了上海一些过分的不正当行业点。

甚至在赴日本之前，汪未经就已命令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潘志杰，在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关闭所有的赌场。陈私博市长坚决地支持这一决定。不管怎样，特工总部首领吴世宝却设法阻挠汪精卫的计划。

南京的警政部副部长邓祖禺赴上海视察这方面的工作，吴世宝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包括让他在欧洲的赌博业主刚开设的一家夜总会里度过了一宵。在此，赌场总管重开楼下的轮盘赌，而楼上则玩起了“仙美得飞(chercury的中文版)的总编张似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时候收到的则是内装死人断手的盒子。

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警告他们：要么停止反日活动，要么面对可怕的结局。

那些拒绝停刊的报社便可能遭到炸弹或枪火的袭击，犹如张似旭的遭遇那样。1939年7月16日，他正坐在南京路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和吃三明治时，受雇于汪伪政权以及日本的枪手们突然冲上来，向拒绝和''东亚新秩序”合作的华人、或对这一合作显得犹豫的华人射击。

被认为批评日本战略的外国刊物发现手榴弹从窗外被扔进来。美国人晚报的总编辑高尔德(randallgould)几乎每都能收到将以各种方式报复的恐吓信。

上海最大的日报和抗日最有力的支持者《申报》，尤其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其“发行人''奥尔曼是受到南京伪政府“驱逐”威胁的七位外国报人之一，总编朱岳在1939年6月遭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枪击而受伤。

两个携带武器的蒙面日本人还在《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hallctiabend)的寓所殴打了他。1940年2月被汪伪政权载入黑名单的83位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编辑和记者中，有10人是《申报》的雇员。

黑名单上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了“死”。因此，许多人都藏匿起来，或者前赴重庆。黑名单上的一位记者后来报道，他每早上去上班时，都故意在其目的地的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

他还要指示家属，如果自己死于歹徒之手后该如何处理;一旦他在报馆工作，在钢门里面编排报纸，使用铁栅防护的印刷机时，他便始终处于高度不安的状态中，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到家里。

在受到袭击的所有刊物中，《申报》乃是主要目标。报馆被炸了三次。第一次暴行发生在1940年1月，当时有3人扔进了4颗手榴弾，。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巡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