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发史（4）
在钱进来以后，如何当“人物”，怎样被号里人“认可”，这些方式，刘队早就为我设计好了。。.刚开始购物那天，刘队找我：“给号里买三条烟吧。红塔山，每条‘就’80元。”话中一个“就”字，轻描淡写，似乎微不足道。刘队作为一号之长，此时如此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还和咱“商量”一下。笔者从命。后来这三条烟的命运可想而知，被刘队乔装打扮一番从牢门递出去给换了“稀的”。
后来，又让我签过一次纯净水钱，这也是甲六的特色。刘队早就公布过，凡新进号者一进号都要先负责交纳一个月的水钱。再就是又签了一次是盒饭钱还是早点钱记不清了，反正也是200多元。其余的钱都是怎么签的，都买了什么了，本人是一点知情权也没有了。
进了1000元，我在“一伙”也吃上了“市场经济”的早点——大饼油条，可是只有半份。也吃上了盒饭，还是半份。还好，由于本月是我的主要贡献，刘队还挺讲道理，月初分配吃饭时，分配我吃两个半份，中午、下午都有的吃，这已是伙里的最高待遇。甲六里的“一伙”整体水准比起甲四来差的很多，全伙八个人只定了两份盒饭，有的轮流吃，有的还吃不上。每顿饭也上点腊肠、火腿肠之类，可数量稀少，一行每样寥寥几片摆在那里，令人不忍也不敢多下筷子，咸菜和大辛进的虾皮倒是足量供应。吃不上盒饭的，说是吃在“一伙”，其实也是吃“水上漂儿”，特殊之处就是加了点咸菜虾皮和几片肠子而已。好在卢处后来出钱给我们每星期包一次饺子，“一小”能接见了，每次都会带回来几盒“折箩”，再加上我和小卫加工“写作”有时能得到点“润笔”，才算为伙里改善改善生活。
我当时对甲六“开发工作”的“认识”远远不足，而且也有点太天真了。.我以为刘队说的“宽打窄用”，也就到这种程度了。花个七、八百元，甚至八百多元，都在我的预想之内。觉得无论如何从刘队嘴里冒出来的总得是句人话，总得有点诚信，即使就给我留个百十元钱，这话也算没有落空，双方的面子也就算都有了，心理上可以令人平衡一些。男子汉大丈夫，以后还要在一起混一段时光了，总不能“斩尽杀绝”，不给自己留一点“厚成”吧。我毕竟和“他们那帮人不一样，”和刘队本人一样，都是“机关干部”嘛。
后来的实践证明，真应了现在社会上那句着名的话，“见过不要脸的，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本人的遭遇正是这样，虽然大半生时间也算跑过大半个中国了，见过不少无耻的、无德的、无赖的、无人性的，可真是还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无德的、无赖的、无人性的。
这次，在看守所里笔者可算长了见识。
即使退一大步讲，不是不能用人家的钱，但社会上有句话，叫作“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社会是讲法则的，黑社会还有黑社会的规则呢。连点“黑”规则都不讲的人，还能对他说什么呢？仅对甲四、甲六我待过的两个号比较，有一点体会：甲四，毕竟花钱还能够消了“灾”，虽然价钱大了点。而在甲六，花了更多的钱，别说有些“灾”没能消。最基本的，连晚上值班都还得继续值。当时甲六有十三个人，每天值班晚班连中午共五班，每班一人，需要五个人。就是号长再算上副号长按惯例不值班，去掉刘队和老舅；挂链的不值班，再去掉老信和大辛，号里还有九个人。蓄猴太小也可以不安排，还有八个人，哪个都比我年轻力壮。“一小”每天值中午班，而“二小”则不安排值班。按全号人算，数我的年龄最大，而又身体不好，天天早晨吃降压药是有目共睹的。就这样，照样安排我值班，只不过也算有点优惠，给换成了第一班而已。
最后，到我出市一所时，在会计室一结账，帐上只剩下区区34元。这34元，估计也是由于没有什么适当价位的东西可买，才暂时成了漏网之鱼。算上以前在甲四“结余”的那230多元，我在甲六整整待了四十天，严格算吃饭吃了三十九天，前二十七天的盒饭还是我从甲四带过来的，花费了1200元，可到了月中之后，连抽的烟都是暂借来的。
月初时，号里进完货，刘队给了我一条五朵金花烟，我知道这准是用我的钱买的，刘队绝不会送我一条烟的。本来我的烟瘾并不大，一个月有两条就差不多了。上个月从甲四带过来的两条石林，送给老信两盒，我掐着指头过日子，坚持到了月底。现在下棋多了，不管棋艺多臭 也需要思考思考，和老舅俩人下棋时也总互相让烟，烟量也就上去了。到第十二天，我的一条烟抽完了，我找刘队申请再买一条。刘队没同意，给了我个理由是，这号里一人一个月只能买一条烟。这理由以前从来没有公布过，怎么到了我要买烟了，出来这么一条。看老舅、大辛还有刘队自己他们抽烟的频度，一个月一条烟绝对打不住，怎么到了我这就限烟了。实际“二小”管的窑里还有几条烟呢，当初购货时我看到的，他就是不想给我。当时我就想，这其实就是他在克扣我的钱。一个月进了1000元，还加上我从甲四结余过来的钱，竟然要“扛刀”，连五朵金花都抽不上，真够黑心的。当时我的脸色肯定也不好看了，坐在那里气鼓鼓地“运气”。不知刘队是怕激化了矛盾，闹到我也要换号的程度，唯恐因小失大失去了我这个“资源”，还是想到最近我接到的“写作”活计比较多，而且主要还是面向号外的，影响我的“创作激情”，拿不出令“雇主”满意的成品，自己不好交代。刘队说：“先借你三盒吧，下个月再还。”“二小”从窑里给我拿了三盒五朵金花。算算到月底还有十八天呢，就三盒烟，能熬过去嘛。无奈之下，我也想到了是否让家里给我上两条烟进来。虽然市一所也有规定，不能进香烟，可号里也有先例。我刚进号第二天，老舅就有人给进来一条深圳的“好日子”。老舅当场拆开，给刘队和大辛一人扔过去一盒。我刚进号，和老舅还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没能得一盒。刚刚叫家里给上了1000元钱，现在又向家里要烟，我真怕家里误会：“这是怎么了，跑看守所里充大款去了。有必要嘛。”
怨天由人没有用。检讨起来，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己太缺乏蹲看守所的经验了，尤其是看守所内的经济生活经验完全是一张白纸。进了看守所都要从“新收”作起，可“新收”难当呀。为什么“福建”们要制定一套“精妙的设计”来应对看守所，看来不是没有道理。从号里“我的‘开发’史”来看，岂不就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往事俱已矣。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叫作伏契克的捷克人，写过一本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书的最后，他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句，笔者在这里愿意“转赠”给列位：“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人家伏契克先生立意高远，蕴意深厚，启迪人生。笔者小人物，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厚。只是就事论事，学人家的皮毛，在这里说一句：“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一定要警惕呀。特别是到了看守所进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