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2）

当年在建设现场，就总觉得看守所不是个吉利的地方，以至于从开工到验收本人都是绕树三匝从来都没有进去过。.不过，现在要想不进去可是不行了。

双方警官办好了交接手续，送我来的警官们要走了，我就要被带到里面去了。我向要走的警官表示感谢。他们对我说：“我们的工作就到这了，以后就是检察院找你了。”

我再次表示感谢。为了表示我的谢意与诚意，只是口头上显得轻了些，可按照现代礼仪，握手，鉴于双方的关系，在这种诚显然不合适，人家警官也不一定接受。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尴尬，于是我采用了中国的传统礼仪——拱手作揖，与他们告别。

我被带进了楼道里面。

红看的管理模式与市一所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负责巡视的管教并不像市一所那样有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就在楼道里办公。实际上在楼道里办公的这部分管教更确切地应该叫“看守”才对。因为他们与直接对犯人施以“管理教育”的管教在职责上有所区别。那部分管教好像是号里在押人员的“班主任”。而这部分管教并不对号里在押人员的“教育”负责，只是在楼道里巡视，监督《监规》的执行，防止制止个别人的不轨行为，职责就是看守。但，可能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那部小说《红岩》的影响，里面以杨进兴为首的一帮旧看守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坏了，“看守”也成了贬义词，不能再叫了。所以，现在看守所里面两种工作性质并不相同的警官，不管“管教”与不“管教”，都被称成了“管教”。.

在这里，“收”我的是位年轻的警官，后来知道姓季，应该称为李管。因为所里另还有一位管教也姓李，号里人为了区别，根据该人面部有个痦子的特征，私下叫他“点子李”。

我还想像刚进市一所那样，来个照方抓药，先自报家门，然后再请求给找个好号。于是刚见面，履行完姓名、年龄，是从市一所降下来的这些基本情况的手续后，迫不及待就把我和这个看守所的渊源说了。世事变迁，十多年过去，老局长政委们都退休了，打过交道的一位副局长递升为局长后都已退休了。许科长仅年长我几岁，现在应该还在岗，只是前几年就听他说，他不在局里当科长了，外派到一个派出所当所长去了。我就特别说到我和许科长的关系，恳请他：“能不能请您帮忙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就说他的朋友林XX进来了，请他来看看我。”

我后来在号里以及出来后和别人每每说起我和看守所的这段渊源，类似作茧自缚的传奇故事，听的人无不大笑。自己负责拨款积极促成盖了个看守所，最后自己住进去了，这样的机缘巧合世上并不太多。连后来板着脸提讯我的检察官听我讲过以后都情不自禁地偷笑了。而眼下的这位警官，听完之后却一点表情也没有。其实我也知道让他给打个电话云云，很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但我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拉拉关系，也总该有些许效果吧。

没想到，用心良苦，却毫无收效。这位管教心无旁骛，面更无表情。也可能对这种进门就套关系的现象已经见久生厌，如同没有听见一样。眼神直勾勾地瞟着我说完了，一句话的回复也没有。我看看这情形，知道自己的路数不对，干脆也别再费劲，老老实实听候发落吧。

先要搜查，看有无夹带违禁物品。按说我本是刚从一个看守所出来的，又一路被警察押解着，身上能有什么犯歹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东西让我内心忐忑，这件东西现在就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很熊薄，就是一张纸，可上面有字。在市一所板上闲着没事时，我皱了几首有时被人们称为诗的东西，很蠢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可现在倒不是不好意思，而是里面确实暴露出了我的某些真情实感。其实内容也没什么，并没有对社会发泄什么不满，有的是对自己人生的感叹，有的是对号里的潜规则的反思，还有的对个别人的嘲讽，有的是记叙事情，都是些戏谑之作。自己解腻歪，胡诌着玩的。当时趁着在甲六“挂单”卖文写作时偷偷写了记下来，悄悄藏起来的。可现在看这位管教的认真劲，真怕他搜出来认了真，给我来顶“攻击、发泄”的帽子戴戴，那可就惹麻烦了。看守所是一个执法的热地，这种事情听说以前就发生过，虽然从市一所冒着风险把它们偷偷带出来了，到了这里还是小心为妙。趁他正在猫腰搜索我的下半部位，赶快从口袋里把那个小纸条抓在手里，作擦鼻涕状，团成一个小纸团，又假装配合他的搜查，一扭身的瞬间，扔到了他办公桌旁边的纸蒌里。

没有查出违禁品，他从办公桌对面的号里叫出一个人来，把我的东西分成：可以带进号、不可以带进号两部分。把后者放提包里，送到楼外面的储藏室。能带进号的东西，就剩被褥和换洗的衣服了。李管还亲自操作，从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把衣服上的钮扣全部剪掉。我的枕头、布鞋、毛巾，甚至牙具、香皂、香皂盒虽然也数生活必需品，可这里统统不许入内。红看号里的东西都要求整齐划一，必须要重新购置一套与号里人都一样的。

然后，李管问我，有没有钱？如果有可以给我上上。

我掏出了那从市一所带来的可怜兮兮的34元钱。

李管仔细审看了一下，认为其中的一张10元票品相太破旧，“恐怕花不出去”。我也觉得那张人民币确实有点破旧，揉搓的都挺不起来了，好像一张棉纸。但它很完整，并不“缺斤短两”。真是咄咄怪事，这里又不是自由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司法机关里，居然有花不出去的一张完整的人民币。即使真的有碍流通，也应该负责兑换嘛。国家银行都有这种业务。谁让你们把我弄到这里边来，我自己办不了这事了呢？否则，此等小事，对本人来说易如反掌。但李管既然这么说了，也没有办法。

李管又拿着另外的那24元，手里掂了掂，看看我说：“这点儿也买不了什么，就别上了。”

只好如此。

后来进号后才知道，即使当时给我上了钱，在红看的规定下，前三天也不能使用。

还是进红看后的第三天，我的律师来见我，转告家里给我上了500元钱。钱到账了，正好我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