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1）

我的所谓降级，就是从市一所这个全市的“最高学府”降到了一个区级看守所。.

笔者在保证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给有关机构、人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信守有关“焕然一新”的承诺，文中对人名、地名及机构名都使用了化名、绰号或代称。其中代称中大多数用了顺序排列的方式，这类方式大致是两种：一种是国际通用数字形式的，如：我们的市“一”所；这是纯西式的。再一种是中国特色的顺序词：甲、乙、丙、丁……形式加上序数词一、二、三、四，如：“甲四”、“甲六”；这是中西合璧式的。现在到了这个区级看守所，我想用一种完全中国式的。但在“中国式”中，甲、乙、丙、丁用过了，子、丑、寅、卯用起来太像古董，既生涩也不好听。笔者搜肠刮肚想了一个“另类”的办法——我们就用颜色，以红、黄、蓝、白、黑，作代名用。

对于笔者现在新来到的这个区看守所，我们简称它就先取颜色的第一个字，“红”。

在看守所的简称上，多年来也有一条规律，即简称市一级的看守所时，取其后一个字“所”，称为ＸＸ所。而在各区看守所简称时都称它的第一个字“看”称为“Ｘ看”。我们这里从众。那么，这个看守所就成为了“红看”。这样称呼，听起来好像是香港那个着名的体育馆，好记。。.并且还占个“红”字，也吉祥。以下，“红看”，就是我要降到的这个区看守所了。

说起来，本人和它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笔者供职的单位，曾有一项参与国家基建管理的职能。笔者也曾忝列在“管理人员”之中。当年建这个看守所时，正在笔者的经管范围之内。建设这个看守所当时的资金来源是由市、区财政各投资一半，落实这个资金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建设一个新看守所是由于老的看守所出现了纰漏，一个监号除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之外，其余牢犯跑了个精光。为此，当时公安区分局和看守所的领导、管教大大小小一干人等都受到了处分。

看守所里在押人员越狱逃跑了，本来是件需要保密的事，至于如何跑走的的细节更是密中之密，特别是对于当事方更愿意守口如瓶。但笔者当时是管理这项工程的“官员”，他们的分局长为了强调建设新所的紧迫性，尽快拿到财政的拨款，特意原原本本地向我介绍了这件事。

那个老看守所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的，到了80年代中，关进了一个人，这个人犯的什么事这里不重要，可以不提。关键的是，他竟然是当年参加建设该所时的一名建筑工。现在看守所的铁栏杆都是焊成一体“交待”在窗户上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我们不清楚，但它很坚固。而当年的工艺是把铁条穿在木框内，木框留出四角，再把木框的四角镶在窗口的墙体上。这位在押人员当年参加这个所的建设，就是负责镶这个木框子的。所以他知道这个铁栏杆看上去很结实，要想弄断它很不容易，非得有钢锯和大量的时间不可。但它的薄弱环节在于它的四角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伸进墙体。弄断铁条不容易，可把它整体从墙上拽出来却很好办。看守所的铁栏杆和普通居民家防盗护栏设立的目的不一样，一个是阻止人出去，一个是防止人进来。做法也不一样，居民都是把它放在玻璃窗外，而看守所里都是放在玻璃窗里的。那个当年的建筑工人知道这种铁栏杆的结构特点，琢磨出了对付它的办法。起了逃跑的念头，又在号里秘密串连了几个重刑犯。一天夜里，乘值班人员一时没看到，几个人抓住铁栏杆一较劲，铁栏杆整体就下来了。一个号的人就全跑了，只有一个拘留十五天，还差两天开放的人没有跑。后来警方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将这些人重新抓了回来。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设一个新看守所成了当务之急。可当年财政紧张，这样一个存在隐患的看守所加固了护栏后，还又坚持了几年。到了九十年代初，它再也将就不下去了，建设新所才提上日程。笔者当年尽自己的职权所及，为它的早日建成作了很多促进工作。并且由此还和当时区分局负责此工程的许科长成了很好的朋友。许科长为人忠厚、热情，这个所建成之后，我们还保持联系很多年。后来手机兴起，BP机都淘汰了，我找不到他了，这几年算联系不上了。

从市一所降级，本来按照区域管辖，我理所当然应该被送到红看，可现在我是以指定管辖被送到红看的。这是为什么？当时不知道，不过倒是从这里可见我与该看守所的缘分。

它坐落在区公安分局的大院里，也是一座四层楼房。看着这座楼房，回想当年。当时我管这项工程时，为了协调工程的事情，促进工程的进度以及验收等等，我曾多次来过现场。新所建成后，他们的领导都很高兴，为此还请笔者搓过一顿很不错的大餐。陪同的当时可是局长、政委及各位副局长们全体都到场了。连许科长都说，这个场面可是不多见的。这实际应该看作是领导们对工程问题的重视。想想当年的座上客，今天恰恰就成了阶下囚了。这本来能够引发出点感慨来的，但我当时确实没有什么慨可感。人生在世“时来神鬼挡不住，运去英雄不自由”，死死生生本来都是平常事。虽然“座上客”与“阶下囚”是一种落差，是正与负的关系。但是无论正负，一个小民其绝对值也都并不大。一会儿看守所里面，一会儿看守所外面，这点荣辱转换，张飞吃豆芽——小事一桩，不值一慨可感。